對如今坐擁權力的老「愛國愛港」人士來說，取締香港民族黨的《社團條例》也許不會陌生。在殖民時期，這條法例曾用作對付香港的左派組織，立法時更引來左派組織公開反對。審視這條沿自殖民時期的社團條例，有助我們看到這條「殖民惡法」的政治性質與威權色彩。
條例劍指新華社和左派團體
社團條例的歷史既是一部香港三合會的歷史，更是港英政府管制政治活動的歷史，因為殖民政府自始至終都害怕香港社會太過捲入中國大陸政治風波，危害殖民地管治，當中尤其忌憚香港的社團組織。
追溯如今社團條例的原型（《1949年社團條例》），當時立法主要包括兩方面：（1）強制要求所有團體註冊，否則即屬非法；（2）首次引入「境外政治團體」概念， 拒絕任何與外國政治團體有聯繫的本地社團的註冊（註1）。
翻查解密檔案，我們可看到英方的考量相當直白，就是劍指中共和左派團體。時任港督葛量洪在電報指出，過往中國政黨的駐港團體不利於本港治安福利及公共秩序，如國民黨曾就「民族榮耀」問題煽動騷亂。他研判中共成為執政黨後比國民黨製造更多麻煩，因為中共或仿效國民黨在港設立辦事處，成為宣泄不滿和製造麻煩的基地；因此社團條例的立法可預防中共在教育和勞工方面的顛覆勢力（subversive influence），控制中共在歌詠團和劇社的宣傳和滲透作用（註2）。
在另一封電報，葛量洪更明言：立法過後須認真考慮以此取締香港新華社（即中聯辦前身），因它是外國政黨的宣傳機構（註3）。儘管葛量洪亦提到受社團條例影響的政治勢力包括國共兩派，但我們看到其首要目標是監視及箝制中共在港影響力，包括滲透和統戰等工作。
左派曾批「反民主反自由」
由於社團條例是冷戰地緣政治產物，港英實際執行並不是「有法必依」，而是根據一時一地的政治形勢選擇性執行，當中針對中共在港組織的對應策略就是「抓小放大」。中共在港的機構為新華社香港分社，表面是新聞通訊社，實質亦是中共在港的黨組織（港共），即「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港澳工作組」（註4）。根據社團條例，這個中共在港的黨組織理應向港英註冊，否則不能繼續行事。
然而港英忌憚中共報復性的行為，不敢完全封殺中共在港活動，最後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」接受中共以「新華社香港分社」名號註冊為新聞機構，不強制要求背後的黨組織註冊社團（註5）。 換言之，儘管港共明顯與境外政治團體有從屬聯繫，干犯社團條例， 但基於政治現實考慮，港英政府暗許港共活在法律以外，從事「地下工作」。而直到今日，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亦未註冊為合法社團。
與此相對，當年很多左派外圍團體都被港英政府打壓。根據警察年報，1950至52年每年都有近150個左派團體被殖民政府拒絕註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港英政府在執行這條法例時「去到好盡」，更會出動「政治警察」——警察政治部（註6）——盡顯威權色彩。根據觀塘檔案處的本地檔案，港英政府為左派社團開設獨立檔案，當中看到警察不但會收集社團的公開資料，更會派出臥底監視組織和出席活動收集情報，甚至突擊搜查相關人士和場所，及後港英政府就會發出語焉不詳的信件拒絕這些團體註冊。檔案顯示，當時很多左派團體群起抗議，要求港英政府交代理據並收回成命，然而殖民政府只會敷衍應對，缺乏民意授權的行政局更不會推翻結果。從檔案看到，當年港共領袖狠批這條條例本質上是「反人民、反共、反民主和反自由」，令香港淪為「警察國家」（註7）——這也並非沒有道理。
政治警察重新「埋位」？
在英殖晚期，這條「殖民惡法」因牴觸人權法在1992年修訂，以通知制度取代註冊制度 ，「拒絕與境外政治團體有聯繫的社團註冊」條文被「香港安全」的條文取代。在新例下，「香港安全」定義狹窄，並非指危害政府或少數利益人士的生存或福祉，而是對香港整體的生存或福祉，或香港的公眾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真正而嚴重威脅（如鼓吹恐怖主義），政府才會行使禁制社團的權力，大為放鬆自由結社的限制（註8）。
然而5年後，臨時立法會又「大開倒車」，恢復註冊制度和「外國政治性團體」條文，以「國家安全」概念取代「香港安全」。「國家安全」定義之闊，使警方更易取締社團和拒絕社團註冊，甚至濫用強行進入場所之權力。當年港英政府打擊左派的法律利器，順利過渡為今日中港政權打壓結社自由和反對力量的兇器。
時至今日，政府除拖延政治團體的社團申請，更主動出擊取締政團。觀乎今次民族黨事件，值得關注的是九七前解散的政治警察是否已重新「埋位」？除公開蒐集資料外，是否亦出動臥底潛查、追蹤和監視相關異見團體和人物？在這種形勢下，殖民歷史是否已經「永劫回歸」，令香港成為「警察社會」？那麼，今日當權的建制愛國人士是否敢於承認，如今的社團條例本質上跟當年打壓左派一樣，是打壓結社自由，赤裸裸的「殖民惡法」呢？
註1：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, 18th May 1949 meeting（bit.ly/2vX332N）
註2：CO 537/4835, TNA
註3：FO 371/75780,TNA
註4：鍾仕梅（1989），〈中共如何管理香港〉，《當代雜誌》頁20
註5：Steve Tsang（1997）, "Strategy for survival: The cold war and Hong Kong's policy towards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the1950s,"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；陸恭蕙（2011），《地下陣線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》，頁166
註6：H. L. Fu & Richard Cullen（2003）, "Political Policing in Hong Kong," Hong Kong Law Journal, 2003, v.33 n.1, p.199-230
註7：相關檔案見HKRS163-1-899, HKRS163-1-900, HKRS163-1-920
註8：《社團條例的背景資料》，立法會113號文件，2003年7月30日
作者：彭嘉林、郭熙堯
原文刊於《明報》2018/08/21
https://m.mingpao.com/…/artic…/20180821/s00012/15347887343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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